当前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正经历深刻变革，但一个核心的争议焦点始终未曾完全消弭： “视同缴费”所产生的养老金责任，究竟应由谁来承担？这不仅仅是一个精密的财务核算问题，更深层次地触及了社会公平、政府公信力以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健康运行。
视同缴费：被转嫁的历史责任
在2014年养老金并轨改革之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和相关国企事业单位直接支付，个人无需缴纳养老保险。他们作为当时的“原支付义务单位”，承担着全部的养老金供养责任。然而，当改革将这些人员纳入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时，对于其改革前的“视同缴费”年限，财政和原单位并未向基金进行足额的、真实的补缴。
这种处理方式，在客观上导致了养老保险基金的“视同缴费空账”。这意味着，目前由企业和所有在职职工（实际缴费者）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不仅要用于支付自身群体退休后的养老金，还需承担一部分原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本质上是将原本属于财政和原单位的历史责任，变相转嫁给了当前的养老保险缴费者。而这些费用，全体国民之前已通过纳税的形式予以支付。现在让普通的企业养老保险的缴费者再次承担财政及国企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支付义务，本质上是在向企业养老的缴费者再次征收一笔“财政供养人员养老金税”。
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支付义务
要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区分养老金制度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支付义务：
1. 实际缴费养老金：基金支付，责任清晰
这部分养老金对应的是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所有企业职工实际缴纳了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其支付责任由养老保险基金承担，基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规范缴费，并辅以投资收益。这是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原则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之间互助共济的体现。这部分责任归属明确，逻辑清晰。
2. 视同缴费养老金：原支付义务单位的强制性责任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改革前形成的“视同缴费”年限，其所对应的养老金支付责任，应明确归属于当时的“原支付义务单位”，即财政和相关国企事业单位。这并非是为他们增加新的财务负担，而是要求他们继续履行其原本就存在的、且从未被免除的支付义务。
换言之，财政和原单位应每年向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一笔专项资金，用于补齐“视同缴费”所产生的本金和相应的利息，或者直接用于支付视同缴费年限所对应的养老金。如某退休人员，实际缴费10年，视同缴费30年，总缴费年限是40年，则其养老金的支付义务是，养老保险基金支付1/4，原养老金支付义务单位需要支付3/4。我们根据实际缴费与视同缴费年限的比例，来分配各支付义务机关的支付比例。这笔资金是对过去责任的清算，是用于填补历史遗留的“空账”，确保基金来源的纯粹性和公平性。它应当有明确的核算依据和独立的资金来源，例如可以考虑从国有资本收益中划转，或者通过专项财政预算列支。
财政补贴的性质辨析：福利而非责任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行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日常补贴，与履行“视同缴费”的历史支付义务，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
- 履行原支付义务（填补“视同缴费”空账）：这是一种强制的、义务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笔钱是用于偿还财政和原单位在双轨制时期未实际缴纳的“历史欠账”。它是建立在公平和责任基础上的制度性补救。
- 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日常补贴：这更多可以视为一种福利性的、调节性的支持。它体现了国家作为社会保障最终兜底者的职能，以及在宏观层面平衡基金收支的需要。这种补贴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基金运行情况进行调整，理论上可以多给、可以少给，甚至在基金运行极其良好时可以不给。它不应被混淆为对历史欠账的偿还。
重塑公平：直到最后一个“视同缴费”者离世
这种由原支付义务单位支付“视同缴费”养老金的模式，应当持续到改革之前最后一个拥有“视同缴费”年限的退休人员去世为止。这标志着一个明确的过渡期终点，意味着当所有历史遗留的责任都由其应承担方消化完毕后，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统一、公平、可持续。
只有当财政和相关国企事业单位真正地、持续地履行其对“视同缴费”的强制性支付义务时，才能消除当前制度中“重复征税”的实质不公，重建社会对养老金制度的信任。这将使每一位缴费者确信，他们的贡献将公平地惠及自身，而非被用于填补本不属于他们的历史责任。这不仅是财务上的精确，更是社会正义的体现，是回归养老金制度本源，重塑公平基石的关键一步。
